孔子《义利》曰：“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知其可为而为之，知其不可为而不为，是谓君子之为与不为之道也！”这里的“道”，正是“顶线”和“底线”的“可为”与“不可为”。

顶线，是人生的最高标准，是道德、是楷模。底线，是人生的最低限度，是规范、是法律、是行为自律的不为和坚守。对为官者而言，顶线是想干事、干成事；底线是不出事，不触法律红线。触摸顶线，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；突破底线，是付出代价的自我毁灭。

顶线是忠诚勤勉、堪称极致的做事精神。有人说“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”，这里的“高调”就是对做事的一种顶线追求。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是对收复山河的顶线追求；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是对责任与忠诚的顶线追求；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是对完美诗赋的顶线追求。被誉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的国学大师陈寅恪，精通十多国文字，在历史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、考据学、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。他有三不讲：书上有的不讲，别人讲过的不讲，自己讲过的不讲。论从己出，不重复别人，也不重复自己，这是对学术的顶线追求。

顶线是不欺暗室的内心自律。汉代刘向《列女传·卫灵夫人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卫灵公与夫人在深夜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车马声，到宫殿门口，声音却停止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声音又响起并渐渐远去。卫灵公问夫人：“知道这是什么人吗？”夫人回答：“这一定是蘧伯玉。”卫灵公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夫人回答：“我听说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，此人仁而有智，对上恭敬，他不会因暗中无人而废礼，所以我料定是他。”卫灵公派人调查，果然是蘧伯玉。在无人知晓的深夜，仍能严于律己，这种不求人知，不做表面文章，做该做应做之事，正是对德行的顶线追求。

有顶线，必有底线，如同有天必有地。在圣人贤士追求顶线的同时，世间凡人恪守的必是底线，人类历史长河沿着顶线与底线的堤岸浩浩荡荡奔腾不息。

底线有高低，境界有不同。介子推鄙弃富贵、舍生赴义，那是他用生命恪守的精神底线。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早年逃亡，忠心护主的介子推“割股充饥”救重耳。当重耳结束19 年的逃亡生涯，成为至尊至贵的晋文公时，介子推却隐居绵山“不言禄”。为逼介子推出山受封，晋文公火烧绵山。大火过后，在一棵烧焦的柳树旁发现介子推母子的尸身。晋文公悲痛万分，遂将这天定为“寒食节”，家家户户禁烟火，并将这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，每天望着它叹道：“悲哉足下！”从此，“足下”便成为一种尊称。

伯夷、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相传其父遗命要立叔齐为继承人。孤竹君死后，叔齐让位给伯夷，伯夷不受，叔齐也不愿继位。周武王伐纣，二人扣马谏阻。武王灭商后，他们耻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

介子推“士甘焚死不公侯”的底线坚守，伯夷、叔齐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宁死不食周粟的底线坚守，以及历代无数仁人志士、英雄豪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底线坚守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典范。鲁迅先生讲，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”这些坚守底线、追求顶线的人构成了“中国的脊梁”。

顶线有高低，顶线可以无限高；底线有高低，但底线不能无限低。底线是顶线之下，退守一线、二线、三线之后，退无可退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了一件外套、一件毛衣、一件内衣之后不能再脱的最后一条内裤。底线是最低标准，是最后的坚守。鲁迅在《书信·致曹聚仁》中有一段话：“一个人应尽可能地做一些既利人又利己的事；若不能，则尽量做一些利己却不损人的事；若还行不通，则做一些虽损人但利己的事；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，我是坚决反对的。”当然这段话有其特定的时代和语境，但这也说明，一个人做事总是要有其最后的底线的。你可以忍受贫穷，但不能背叛人格；可以追求财富，但不能杀人越货；可以发表意见，但不能搬弄是非；可以不做善人，但不能为非作歹；可以不做君子，但不能去做小人；可以容忍邋遢，但不能容忍颓废；可以没有学位，但不能没有品位；可以率性而为，但不能纵欲无度；可以不说感谢，但不能不懂感恩。

2017年6月22日，杭州保姆纵火案夺去朱小贞母子四条人命，举国震惊，然而林家对待保姆、犯罪嫌疑人莫焕晶可是一直“非常好，像一家人”。而且此前，莫焕晶还以老家盖房的名义向林家借了十余万元。就是这样，莫焕晶的极端欲望之下，林家人的善，终究没有抵住她一心迷恋赌博、想放火再灭火立功借钱的恶。尊重和悲悯他人的生命，不仅是法律的底线，也是人性和道德的底线，莫焕晶必将受到法律和道义的严惩。

底线应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，是逾越之后必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。白岩松曾说：“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，从来就不是上线。就比如，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。”在参加各种颁奖典礼前，当白岩松问：“为何把奖给我呢？”对方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：“你说真话，坚持新闻理想啊。”“说真话”竟成为获奖的理由，底线变成了顶线。

当公理和常识因为“物以稀为贵”而升为顶线，成为标杆和榜样的时候，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、节节后退。当代儒学学者蒋庆表示：“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。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，但是只有法治没有道德的话，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、利害计较的、大家都是小人的、人不堪居住的社会。”

然而，有些底线却是越低越好。比如幸福的底线、物欲的底线、富贵的底线、名利的底线、抱怨的底线、攀比的底线，等等。这样的底线越低，心情越晴朗，幸福感反而越高。亦如颜回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也”。

孔子周游列国到泰山时，看到了快乐的隐士荣启期。当时，荣启期正无忧无虑地在郊外散步，身上随意裹了一张鹿皮，腰上随便系了一根麻绳，抚琴而歌，且歌且行。孔子问他为啥这么高兴，荣启期回答说：“我快乐的内容很多。天生万物，以人为贵，我有幸为人，一乐也；男尊女卑，以男为贵，我幸为男，二乐也；有人胎死腹中，有人夭于襁褓，我行年九十，三乐也。穷，但我有音乐和书籍，当何忧哉？”这就是隐者高士荣启期，把快乐底线、幸福熔点，降得很低很低，而他的精神和心情却如万里晴空，没有一丝阴霾。

然而，为官者对德行、自律的底线要求却是越高越好。明代思想家薛瑄把廉洁从政分为三个层次：“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；尚名节而不苟取，狷介之士，其次也；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，则勉强而然，斯又其次也。”《孙子兵法》曰：“求其上，得其中；求其中，得其下；求其下，必败。”如果为官者的底线只是遵纪守法，那么很容易底线失守，一不留神，难免会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！一场欢喜忽悲辛”。

为官者底线“求其上，得其中”，才会发挥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的社会风向标的表率作用。季康子曾问孔子，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，怎么样？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风；小人之德，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意思是说，您治理政事，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昵？您只要想行善，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。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，在下者的品德好比草，风吹到草上，草就必定跟着倒。所谓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也是这个道理。为官者“求其上”，调高自己的为官底线，才能标高社会底线的高度。

东汉时期会稽太守刘宠离任时，所属山阴县五六位老人以一百钱相赠，刘宠婉言谢绝，最终因盛情难却，只好接受一钱。时人赞誉刘宠为“一钱太守”。东莱太守杨震经过管辖地昌邑县时，县令王密送去十金，并说“暮夜无知者”。杨震坚决拒受，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人们因此称他为“四知太守”。南阳太守羊续爱吃鲜鱼，有个府丞听说后，送去两条大鲤鱼，羊续不肯接受。但那府丞老于世故，不辞而别，羊续只好将鲤鱼挂在门前，警戒那些来送礼的人。因此，人称“悬鱼太守”。三国时期魏国寿春县令时苗，出入坐黄牛车。离任时将黄牛生下的一头牛犊留下，说牛犊是他在任时生下的，不应该带走。自此，人称“留犊县令”。

为官者坚守德行、自律的高标准底线，既是一种表率，更是一种自保。战国时期，公孙仪是鲁穆公的宰相，他有一个爱好，就是特别喜欢吃鱼。于是想求他办事的人纷纷送鱼上门，却都被一口回绝。他的弟子很不理解：“您素来酷爱吃鱼，为什么不接受别人的鱼呢？”公孙仪说：“吃几条鱼固然微不足道，但假如我收了别人送来的鱼，就要迁就于他，就会贪赃枉法，就会被罢相。那时，我再想吃鱼，这些人绝不可能送了，现在我不收别人的鱼，倒还可以安稳地做宰相，自己能够经常买鱼来吃。”

央视原著名主持人张泉灵曾发“挣有数的钱，过有底线的生活，做有分寸的事”之感，其间大有独善其身之慨。面对一些底线的沉沦与失守，仅仅是“求其中”的独善其身、自清自保难免消极。在此，不妨“取乎其上”与诸君共勉：挣干干净净的钱，做清清白白的人，过有滋有味的生活，做有为有守的事，当有为有位的官。

▍感悟小语>>>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顶线底线，莫道君无线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见仁见智见贤，固守人生底线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潮起潮落，且看云舒卷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有度有方有圆，笑看风光无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