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术乃天下之公器。学术界理应是知识的高地、人才的洼地、社会的“净土”、高洁之士的乐园；学者理应是“孤独并快乐着”的高雅群体；学术良知理应是学者恪守的基本底线。一个民族的学术精神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这个民族学术良知的基本体现。

真正有水平、有思想的学术，都是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。孟子曰：“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”《中庸》载：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。”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“好名乃学者之病”，清代思想家章学诚亦说“好名之甚，必坏心术”。历史证明：“名为招祸之本，利乃忘志之媒。”在名利得失上保持平常心，看淡一些，才能将主要精力用在学问上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，你就很难抵挡名利诱惑，甚至会主动追名逐利。我们很难想象，一个沉迷于去歌舞厅玩乐的人，能够潜心研究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交通史；也无法想象，一个动不动就在五星级酒店和一群大腹便便的人觥筹交错的学者，还会潜心研究某种濒临灭绝的生物。选择学术之前要认真思考，自己能否耐得住寂寞，能否在别人开着跑车四处兜风时，心甘情愿地在实验室研究课题。

古往今来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，安于孤独与寂寞，一心研学，终有大成者数不胜数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 3 岁丧父，17 岁丧母，家境十分贫寒。为生存，他做过鲁国权臣季氏家管理仓库和牧场的小官。孔子十分好学，遍访贤才，虚心求教，20 岁时被称“博学好礼”。30岁之前，孔子开办私学，广收门徒，传授六艺，首倡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为推行政治主张，孔子51岁从政，曾任大司寇，行摄相事。但由于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“霸道”不符，他只好周游列国，宣传自己的主张，谋求仁政，历经14载却不得重用。晚年返回鲁国后，孔子用余生专注于教育和著述。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孔子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大成功。他修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定《礼记》《乐》，序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，笔耕不辍。孔子构建的儒家思想体系，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其大成至圣、万世师表形象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。当今，孔子学院遍及全球。孔子被联合国列为“世界十大文化名人”之首，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品牌和标志。

创立“相对论”的爱因斯坦，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其卓越的科学成就使他成为“天才”的代名词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他曾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。1952年11月9日，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。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呈了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信，提请他为以色列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候选人。爱因斯坦堪称众望所归，当之无愧。一般人看来，不费吹灰之力能够“君”临天下，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。爱因斯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并诚恳地说：“方程对我来说更重要些，因为政治是当前的，而方程却是永恒的。”

人生的诀窍就是经营好长处，给自己的人生增值。富兰克林说：“宝贝放错地方便是废物。”大文豪马克·吐温曾经营打字机生意，办出版公司，结果亏了30万美元，赔光稿费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妻子奥莉姬深知丈夫不善经商，却有文学天赋，便鼓励他振作精神，重走创作之路。马克·吐温很快摆脱失败的痛苦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。

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，几十年如一日、执着于科学研究，耐得住寂寞，始终围绕科学目标，潜心钻研、持之以恒、勇于探索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她领导课题组翻阅历代本草医籍，遍访老中医，在收集2000多种方剂的基础上整理出包括青蒿在内含有640多种草药的《抗疟单验方集》。青蒿素作为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，“每年在全世界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，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”。屠呦呦因此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。2015年12月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将第 31230号小行星命名为“屠呦呦星”。屠呦呦被评为“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”，2017年1月获得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。

伴随着社会多元化，学术界并不能“独善其身”，一些所谓的学术观点和专家学者良莠不齐，怪事频出。近年来，学术界除了学术造假、论文剽窃、抄袭和代写等不端问题外，一种假学术怪象也屡有爆出：孙悟空“故里”出炉、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“九阴真经”出土、娲皇“遗骨”现身等。这种连小学生都不会做错的“判断题”，却被一群光环缠身的专家义正词严地“考证”出诸多学术合理性来。“传说”摇身一变成为“科学”，这种“学术忽悠”和昧着学术良知的“指鹿为马”，同某些“满嘴跑火车”的专家滥用话语权一样，都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利益代言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个别高校把学位当作向官员献媚的礼物，为了得到项目、经费和资源，而成为“博士帽”批发部。有的教授为自己的博士生中有高官而兴奋不已。这些现象或许是因学界和世俗的距离太近了，导致象牙塔内外的世界融在一起，使一些学者同时成为商人或者掮客，让部分学术投机分子获得不少经济或政治利益，损害了学界的公信力。诸如司法部原党组成员、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之类的假博士、假专家，在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现代社会不乏其人。

2014年10月，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，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从科技角度看，他在任时系统提出适合中国国情、路情的高速轮轨系统动力学理论，为成功研制中国品牌高速列车奠定了理论基础，是中国高速动车的设计者、创造者，被誉为“中国高速铁路的奠基人”“中国高铁总设计师”，为中国高铁跨越式发展进而领先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很多铁路系统人士对他的工作精神和能力都赞誉有加。倘若张曙光始终不忘初心，坚守科技工作者的操守与底线，其被推选为院士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都有可能，至少不至于身败名裂。类似案例还有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贪污近千万元科研经费，被判刑10年；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宋茂强冒领科研经费68万元，被判刑10年半；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段振豪冒领差旅费、涉嫌贪污，被判刑13年。

西湖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，曾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、分子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。他深知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、中国大学的教科研与美国的差距，却毅然于2008年2月放弃美国绿卡，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。回国后，他既教书育人，又致力于科学研究，其研究成果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。当时施一公还兼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、清华大学副校长、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国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“千人计划”。这样的学者当官，确是中国教育之幸、科技之幸、国家民族之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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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桑能巨变，科技是关键；青丝变鹤发，方有神奇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