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对上负责”与“对下负责”本是清清楚楚的事，却让官场中人忽上忽下、迷茫怅惘千余年。

封建社会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官员的俸禄、官爵、升迁，甚至生死，都在天子一念之间，官员莫不效忠王权。即使在这样的体制下，执政者依然明白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水下舟上，舟在水上行，要“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，必须对水与舟双重负责，水与舟、上与下，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。

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《论联合政府》中就强调“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”的一致性，因为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党与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。邓小平同志在《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》一文中尖锐批评“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”的错误倾向。江泽民同志指出：“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，绝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、对立起来。”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辩证统一关系，二者是相辅相成、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，对上负责就是为了更好地对下负责，对下负责是对上负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安徽民间盛传着一个故事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万里，在刚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农村调研时，对安徽的贫穷大吃一惊。他去淮北看望农民，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——因为没裤子穿；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——因为没有御寒棉衣；大年三十，农民吃不上饺子……万里“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，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”。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，让万里选择了一条甘担风险的路，大力推广肥西县“包产到户”和凤阳县小岗村“包干到户”的做法，彻底否定了此前“一大二公”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极左做法。当时一名领导干部质问他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，万里坚定地说，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，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，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做法既是对上负责也是对下负责！

但现实生活中，存在不少“只唯上”或“只唯下”，将“上”与“下”对立起来的思想和行为。某市规划局副局长甚至质问记者：“你是准备替党说话，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？”“只为党着想”的官员，不怕群众不满意，就怕领导不注意；“只为百姓着想”的官员，精心打理自家小院，自甘做群众的尾巴，对事关全局的事漠然置之，对上级政策阳奉阴违。这些官员之所以将“上下”一分为二，都是因为有私心、重私利。

1994 年，我国实行分税制，触动了沿海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，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。1998年，李长春到广东任省委书记，有记者问：“在广东讲什么话？”李长春回答说：“在广东讲北京话，在北京讲广东话。”看似简单的回答，含义深远。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中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，当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所以，“在广东讲北京话”，而在首都，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，当然要为地方争取更多的权益，所以，“在北京讲广东话”。

无论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对上负责但不盲从，对下负责也不一味迁就，不“当群众的尾巴”。陈云同志一生践行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”。“不唯上”，并不是不遵从上级的指示精神，而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，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上级决策，而非机械地照抄照发；“不唯书”，不是不读书、轻视理论学习，而是理论联系实际，用理论指导实践，坚决反对读死书、死读书、照本宣科式的本本主义；“只唯实”，是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。

“实事求是”是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最佳结合点，现在却有不少人提出“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”的观点，这一看法不免偏颇。

以税收为例，总有人打着对下负责、爱护人民的幌子，高喊降低税负，或为抗税者鸣不平，或为被罚者掬同情，但这些人不曾扪心自问，他拿的工资、享用的公共服务、接受的义务教育等，统统来自国家税收，来自财政的转移支付。引发全球关注的希腊债务危机，政府几近破产，诱发诸多社会问题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腊税收征管不力。据估计，希腊每年因偷漏税损失的财政收入高达250亿欧元。有人说，如果把该收的税收上来，希腊的债务危机就基本解决了。

许多所谓的“对下负责”并不是真正的“对下负责”，片面地对下负责是对上、对下的双重不负责，其所造成的恶果，最后都要由上下共同承担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，在具体问题上，当“上”与“下”发生矛盾和冲突时，如果群众诉求不合理，就要引导教育群众；如果上级决策不合实际，就要及时反映，力求调整变更上级决策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上下同欲者，胜。”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，既要对上负责，也要对下负责，这也是对自己负责。无论上下都要以尊重客观实际为基础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上下同心，把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百姓的眼前利益协调一致，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有机统一。唯其如此，才能真正做到同心同德、同胜共赢。

▍感悟小语>>>

上下本同德，何必割裂开？

原则与技巧，统筹兼顾好。